全國人大代表，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中南出版傳媒集團董事長龔曙光。 圖/記者張必聞 辜鵬博

　　“我是一個文化實踐者，在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歷程中，始終置身于文化和經濟的糾纏中，從來沒有過擺脫的時刻。在40年的潮汐面前，有很多學者和作家站在岸上，與他們不同，我在海里；他們是在看，我是在泅渡。”站在歷史的當口，全國人大代表，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中南出版傳媒集團董事長龔曙光如是總結。

　　2019年3月，全國“兩會”如期拉開帷幕，這次龔曙光帶來了“加強原創文學作品著作權保護”、“打造人類文化共同體”兩條建議。在這些建議的背后，不僅有龔曙光作為企業家置身文化產業發展前沿的洞見，也折射出他作為一個個體在親身泅渡文化之海之后對文明前路的體悟。

　　龔曙光眼里的自己“既不是一個純粹的寫作者，也不是一個純粹的公務員；不是一個純粹的商務人士，甚至也不是一個文化研究者”。但他又同時身兼上述四種角色——龔曙光曾以職業文學評論家的身份為世人所知，而在隨后的歲月中，他始終活躍在文化體制改革的潮頭，創辦的《瀟湘晨報》成為中國報媒黃金歲月中濃墨重彩的一筆，也正是在他的帶領下，中南出版傳媒集團成為了當今中國最具影響力的龍頭出版企業之一。在最近兩年里，他又重拾筆墨并成為中國文壇的一匹“黑馬”。

　　如果要在龔曙光復雜的人生履歷中尋找一個關鍵詞的話，“文化”二字恐怕當仁不讓。無論身在何處，龔曙光始終視弘揚文化為責任，以文人的姿態去求索。身為全國人大代表，龔曙光每一年的議案或建議均來自切身的實踐，今年也不例外。深知作品原創之難，他十年如一日的大力扶持，更是用創作者的體驗投石問路，反哺出版實踐；洞悉文化塹壕之深，他借資本與技術之舟屢助中華文化揚帆出海，并在異國的游歷中反思文化交流的真意；談起中南傳媒在文化體制改革中的標桿意義，看似云淡風輕的“贏”“穩”“新”三個字，卻道盡了中南傳媒跑贏國際出版大勢的“天機”。面對媒體的提問，龔曙光將議案背后的思考和盤托出，從下筆時的艱辛到考察異國的情思，一個文化實踐者的觀察與思考勾連成線成面，織就了一副宏偉而細膩的戰略藍圖。

　　“沒有什么比原創更重要”：

　　精品代表一個時代的文化標高

　　2019年是龔曙光履職全國人大代表的第7個年頭。與去年“兩會”時相比，今年的龔曙光又多了一個全新的身份——作家。去年夏天，龔曙光的文學處女作《日子瘋長》于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在這部散文集中，龔曙光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故鄉的風土人情，為一個漸行漸遠的時代和其中相遇相惜的人物留下了一份溫情的記錄。茅盾文學獎得主張煒盛贊該作“叩擊心弦”“過目不忘”，《當代》雜志主編孔令燕則稱其為2018文壇“令人驚喜的發現”。

　　對于嚴肅文學作品在當下圖書市場上面臨的重重困境，恐怕沒有誰的了解會比自幼與文學結緣，又在書海中打拼了數十載的龔曙光更深刻。因此當《日子瘋長》得到了眾多媒體和讀者的一致好評，并成為2018年下半年最賣座的純文學作品之一的消息傳來，龔曙光本人也頗有意外之感。這部作品能在華語文壇為一位“新人”作家闖出一片天，讓作家本人堅定了自己秉持的信念：當一個作家對文學的態度和對讀者的態度是真誠的，他在這個時代就依然會擁有讀者。

　　對于龔曙光而言，執筆創作《日子瘋長》的那些時光不僅是一次真誠的體驗，也是一次對自身道路的回望。正如他指出的：從魯迅、茅盾到葉圣陶，中國現當代很多優秀的出版家都是著作家，“因此我深信，出版和創作不僅是并行不悖的兩項事業，同時也是相互支撐的兩種素養”。在當代的出版人們更關注管理素養的時候，龔曙光卻注意到行業在文化素養積淀上的普遍缺失，并對此深以為憾。

　　正是出于這份遺憾，讓龔曙光更能體會創作者的艱辛。“只有在這時，我才深切感到編輯在處理稿件的時候經常是草率而輕慢的。”龔曙光說。雖然落筆很快，但從成文到定稿，每篇文章在龔曙光手上都要經過數十遍的修改，每個字詞無不是反復推敲的結果。“這份苦心，這些細微處的用心與妙處，都是一個非寫作者斷然無法體會的。所以我通過寫作學會的第一件事，就是對寫作者的勞動要有更多的尊重。”

　　《日子瘋長》掀起的風仍在吹。人民文學出版社日前公布了該作第二版的出版計劃；這部散文集的繁體中文版也將于近期在中國臺灣上市，并由寶島文壇魁首白先勇先生傾情作序。白先勇稱《日子瘋長》“令人想起沈從文湘西雜文的鄉土篇章”。

　　這陣風也吹到了3月的北京。作為全國人大代表，龔曙光今年帶來的建議之一就聚焦在原創文學作品著作權的保護上。聯想到龔曙光的作家身份，有媒體發問：這一建議是否正是源于他身為創作者的思考?對此龔曙光坦言，提出這個建議“并不是基于我個人的著作處境考量”。他進一步指出：當前我國正在大力倡導建立創新型國家，而創新的成果都具有知識產權。“無論是文化藝術領域還是科學技術領域，如果不對原創的成果予以尊重和保護，將極大地挫傷創新的積極性，甚至導致創新源動力的喪失。”龔曙光在建議中提到，要加快著作權法修法進程，重視互聯網領域著作權立法；要強化文化法治保障，加大執法監管力度；要鼓勵技術創新，促進技術手段在著作權保護中的應用；要加強宣傳和輿論引導，營造尊重原創的社會環境。

　　保護知識產權、提高創新能力不能僅靠政府的推動，要與社會習以為常的盜版、抄襲、仿制等現象斗爭，更迫切的是營造全社會的共識，而企業正是其中關鍵的一環。作為一家以傳承文化、傳播思想為使命的傳媒企業，在龔曙光的帶領下，中南傳媒以“催生創造、致力分享”為最大價值觀并踐行之，始終把做好原創視作自身的使命，縱使這在很多時候意味著“板凳一坐十年冷”也不改初衷。

　　“出版人最重要的使命，是發現、服務、成就那些能夠代表自己時代的作家和作品。作為一個出版機構也是一樣，我們最核心的產品、最主流的追求，無外乎‘精品’二字。什么是精品?就是此前沒有，此后也未必有的東西，這才是精品的最高品級——代表一個時代的文化標高。”

　　龔曙光自豪于湖南出版人在精品上的傳承——從《走向世界叢書》《曾國藩》到《歷代辭賦總匯》《延安文藝大系》《中國古代歷史圖譜》，正是在這一部部精品力作中，湖南人“能吃辣椒會出書”的形象享譽中國書業。

　　而在新時代，中南傳媒繼續以昂揚的姿態在打造原創精品的道路上大步前行，推出了《袁隆平的世界》《黃永玉全集》《大清相國》《艾約堡秘史》等長銷不衰的力作。就在2018年，中南傳媒創下了難度堪比“連中三元”的“一獎三書”——出版的《鄉村國是》《山河袈裟》《流水似的走馬》三部作品摘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彰顯了過人的原創功力。

　　“原創不是大工業生產，帶有很強的個人性和實驗性。”龔曙光說，“就像農民種谷子一樣，如果不勤奮，肯定沒有好收成，但也不一定你勤勞了，就一定能豐收。作家的創作、學者的研究都是以個人的精神勞動為前提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你可能要花更多的精力，支付更高的成本，耗費更長的時間去培育。”

　　在龔曙光看來，“一獎三書”是一個偶然的事件，也是一種必然的趨勢，它表明通過十多年強化、推動，今天的中南傳媒已經形成了原創圖書生產的機制，每年都會推出一批品質上乘的原創圖書。“在這件事上，我們所下的決心、我們所支付的成本，可能確實要比一些同行更大一些、更高一些”。

　　從“走出去”到打造“人類文化共同體”：

　　一個當代文人對人類文化歸宿的深遠思考

　　鐘叔河先生主編，歷經三十余年完成的《走向世界叢書》無疑是湖南出版史上的一顆明珠。叢書收錄100卷近代中國人出使、考察、游歷西方各國的記錄，刻畫了一代國人初面西方文化時翹盼、亢奮乃至懷疑、自省的心靈長卷。

　　一百年后的今天，當龔曙光站在倫敦、羅馬、法蘭克福的街頭，在紀念碑和教堂的陰影下凝視著前人凝視過的天空，他的心里在想什么?面對記者，龔曙光談起了自己即將面世的新作。龔曙光表示，不同于《日子瘋長》中對農村社會的懷想，在這本題為《滿世界》的散文集中，收錄了他在游歷西方多個國家時的所思所感，記錄了一個中國當代文人“在行走于全世界的時候所展示出的平和而自信的文化心態，以及在熟悉了世界的歷史，了解了被訪國家的文化之后，對于人類共同文化因素的一種尋找和認同”。

　　“每個對文化比較敏感的人，大體都會有這樣的經歷——我們常常在自己周圍設置很多藩籬，慢慢地變成一個牢籠。我們的精神其實就是一條作繭自縛的蠶，用各種觀念把自己封起來，但最后終會把這個繭咬破，以一種很決絕的姿態從繭里面飛出去。就我而言，每一次旅行都是一次把繭咬破、讓靈魂去飛行的過程。”龔曙光說。

　　在咬破自己的精神之繭，飛向一個個陌生生命空間的過程中，龔曙光也在不斷地審視著自己。他發覺，自己看待世界的視角，和百年來走出國門的外交使節、留洋學者乃至背包客們都不盡相同。“錢穆先生曾說過，談中西文化的比較，他所在的時代還為時過早。只有當經濟發展到相對接近的程度，我們和其他文明才可能有一個平等的對話。那么，今天我恰恰就在這么一個時點上。”

　　在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時點上，龔曙光究竟看到了什么?那是一種既不仰視、也不俯瞰，只有尊重的文化對等。在他的眼中、筆下，文化不再有高下優劣的歧見，有的只是不同文化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創造性和自我神圣的努力。“宇宙的靈長，萬物的精華——這是莎士比亞為人類留下的最精彩的廣告。但今天我們正在認識到，這兩個詞的分量是由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共同鑄就的。”他說。

　　在此次全國“兩會”上，龔曙光的另一項建議是：打造“人類文化共同體”，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注入中國文化智慧，提供中國文化方案。從這項建議和《滿世界》的文字中，折射出的是一個當代中國文人對人類文化歸宿的深遠思考。

　　回顧龔曙光的全國人大代表歷程，我們不難發現，文化“走出去”一直是他關注的焦點。從倡議國家開展“文化援外”項目，到呼吁中央出臺一攬子政策支持國有文化資本“走出去”、加快海外并購，再到號召培育世界一流文化企業，多年來，龔曙光一直在為文化走向世界鼓與呼，并用中南傳媒的實踐拓展文化“走出去”的管道。

　　而在今年，龔曙光卻說打造“人類文化共同體”的建議“與文化‘走出去’有關系，但不是同一個問題”。這背后蘊藏了怎樣的思考?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不同文化之間確實存在競爭甚至沖突，但龔曙光進一步指出：“人類發展到現代，文化之間生存和競爭的方式應該更現代、更文明。但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人類還沒有真正實現賦予每個民族最優秀的文化無憂無慮的存在、風調雨順的發展和彼此尊重、彼此借鑒的權利。”他認為在當前尊重世界文明與文化多樣性的前提下，人類應當承認和接受文化的差異性，尊重不同種族、不同歷史階段的文化，尊重其他文化的生存權、發展權和融合權，“沒有這樣的權利，文化就有重回惡性競爭時代的危險”。

　　龔曙光相信，作為一個歷史如此悠久，當下活力又如此強大的文化，中華文化應當對世界有更大的影響和貢獻。“既然我們的政府提出了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戰略，它勢必也會關注到人類命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化，關注到它當下的處境和未來的發展。對此我認為我們的政府會有自己的戰略，也會積極地推動。而文化共同體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使中華文化能夠更好地發揮積極的作用。”

　　回到文化“走出去”的方法上，在寫作《滿世界》的過程中，龔曙光觀察其他文明的視點也給了他新的啟發。傳統固然重要，但更關鍵的是當代的敘述：“老祖宗的文化很智慧、很優雅、很輝煌，但是它畢竟只是一種文化的歷史形態，它只能滿足外國人的好奇心或者少數一部分學者的研究，而更多外國人更關注的是中國人民的當代文化”。

　　在龔曙光看來，中國當代社會的發展已經為中國當代文化的傳播提供了很好的條件，“那么核心的問題是，作為專業的文化傳播者，我們有沒有能力感悟到中國文化中最有魅力的那一面，并賦予它一種讓人能夠產生親近和向往的敘述方式。與其用某一個富豪的創業故事去敘說中國的歷史，倒不如從每一個中國人細微、獨特的生活入手，用更富溫情的方式去表達中華文化。”

　　在走出國門正在變得愈發便捷，各種維度上的中外交往漸成常態的今天，龔曙光也認定，中華文化的“‘走出去’已不只是一個專業問題”，“我們每一個人都承載著當代中華文化，每個人的言談、舉止、工作，乃至穿著和所使用的器物，都構成了文化的載體。沒有任何一個文化輸出的管道比這個管道更通暢更有效”。“我認為現在中國已經到了一個需要全民培養文化自覺和文化傳播使命感的時代了。”龔曙光說。

　　從他的“兩會”建議背后，蘊含的其實是對公民文化自信的一種呼喚。“文化自信不僅僅是重要的政治理念。如果每個人都能對自己民族的文化充滿自信、充滿表現欲、傳遞欲的話，距離中華文化被整個人類更深刻地認知、被各個民族更友善地接納、對未來的世界產生更深刻影響的那天就不遠了。”

　　戰略上的“贏”“穩”“新”：

　　鑄就文化體制改革的“中南傳媒樣本”

　　2018年，對于中南傳媒而言是一個艱難而光榮的年份。在這一年里，面對飛漲的成本、盤整的壓力和政策的變化，這家老牌文化國企用湖南人“霸得蠻”的韌勁穩住了營盤，并實現了多項突破。在喊出“振興傳統出版”口號后，中南傳媒在大眾圖書市場的占有率一路上揚，并在2018年達到了在全國出版集團中位居第二、地方出版集團中第一的歷史新高度。

　　河冰結合，非一日之寒；積土成山，非斯須之作。連續十年入選“全國文化企業30強”，成為湖南改革開放40年“改革典型事件清單”唯一入選的文化企業代表，中南傳媒無疑是十多年來中國文化體制改革浪潮中的一個獨特樣本。如今中國文化產業正在面臨全新的挑戰，回首向來蕭瑟處，這個樣本身上的哪些經驗值得在今天進行全面的總結?身為傳奇的締造者之一，對于中南傳媒在過去十余年間的探索，龔曙光給出了三個字的概括：“贏”“穩”“新”。

　　其一是“贏”，贏在戰略。從一家來自地方的普通出版集團，到如今在中國、亞洲乃至世界都享有盛名的傳媒航母，中南傳媒在過去十幾年無疑跑贏了中國乃至全球出版的大勢。對此龔曙光表示，一個有3萬多名員工、70年歷史的集團，僅靠戰術的勝出是沒有辦法一贏到底的，“如果中南傳媒想要贏，必須是贏在各種重大戰略上，贏在‘戰略選擇是準的，戰略選擇的機遇期是對的，戰略推進的力度是實的，最后的結果是好的’上”。

　　過去十多年間，中南傳媒創造了中國出版界的很多個“第一”。它是中國第一家全產業鏈整體上市的出版企業、第一家擁有自己財務公司的出版企業、第一家擁有自己基金管理公司的出版企業、第一家與國內頂尖技術公司共斥巨資發展互聯網業務的出版企業，也是第一家斥資與世界一流傳媒集團進行資本合作的出版企業……在龔曙光看來，這些“第一”都是戰略正確的體現。

　　“它們說明中南傳媒在資本化運作上是領先的，在融合發展上是領先的、在國際業務拓展上是領先的。這些領先構成了這家公司戰略的基本骨架。在這些戰略上選擇得準，推進得實，構成了中南傳媒在十余年改革發展中的基本贏面。”龔曙光說。

　　其二是“穩”，穩在改革。在龔曙光看來，改革是把既有的秩序打亂重建。這其中的“亂”字，也正是改革最大的風險所在。“中南傳媒把穩健的戰略、穩健的步驟作為每一項重大改革的要求，推一件實一件，實一件穩一件，不求風生水起，但求扎實平穩。”龔曙光表示，正是因為這份平穩，面對改制上市之后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的要求，面對互聯網技術普及對業態革命的挑戰，中南傳媒保持了自身在公司管理、業務發展和產業鏈條上的穩定，“沒有在任何一個向度和領域里出現坍塌或紊亂”。

　　其三是“新”，新在融合。對于新技術的應用，龔曙光本人向來是十分敏感的。在他的帶領下，中南傳媒也一直以敢于嘗“鮮”的姿態聞名于行業內外，在新技術、新業態、新產品的變革上鮮有落后于人之處。中南傳媒是業界最早提出“線上線下結合、文化金融結合”戰略的企業，這種把企業與資本、技術資源結合的姿態正好構成了中南傳媒改革發展的演進路徑。在資本與技術的加持下，湖南出版70年發展所積累的內容資源、市場資源和人才資源重新得到了激活。

　　“我們與資本融合，并不是要成為一家金融公司，而是要建立能夠良好地反哺出版主業的金融體系。通過資本的杠桿，中南傳媒極大地提高了內容產品的生產能力，這也是我們今天能夠在市場占有率上有較大提高的原因。”龔曙光說。與此同時，通過合作、孵化，中南傳媒也擁有了天聞數媒、貝殼網等一系列新技術平臺，催生出一批新文化產品。“這些嘗試正在使整個業態和產品矩陣發生變化。這種變化是符合技術發展規律、符合用戶體驗需求、符合當下的管理模式和傳播模型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南傳媒也是一家引領行業變革的‘新’企業。”